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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的大半生献给了公安事业

2006-08-11 08:15:18 来源:大丰之声 浏览次数:0 网友评论 0

口述:吴祥  整理:邰少明

  我本姓卢,1926年出生于南通,父亲做纱布生意。那时兵荒马乱,生意难做,日子过得紧巴巴的。在我8岁那年,父亲突然因病去世,把16个子女丢给了孱弱的妈妈。家里没了顶梁柱,失去了生活来源,我的兄弟姐妹因疾病和饥饿相继离开人世,只有我幸存下来,跟着妈妈相依为命,线母子俩讨饭为生,天天过着食不果腹、衣不遮体的生活。

16岁参加新四军

  1940年,一个叫吴自东的先生回乡探亲,在街头遇到我们母子俩,见我可怜,想收我为养子。起初妈妈舍不得抛弃自己唯一的亲生骨肉,最后在街坊邻居的劝说下,才答应吴先生把我带走。此后我再也没有见到妈妈,两年后听说妈妈撒手人寰。
  跟着吴先生北上来到大丰(台北)东坝头,只见他家里只有三间破旧的草房,根本没有他先前说的好。当他欢喜地把我介绍给养母时,养母很不高兴,怪他又给家里增添了一张吃饭的嘴。原来,养父在一家纺织公司当保安,一个月工资只有8块钱。尽管我还小,养母容不得我在家吃闲饭,逼我到当地一家被服厂当童工。不久新四军来了,我到部队报名当兵,可负责人见我还没步枪高,说啥也不同意。可我实在受不了养母的脸色,最后铁了心跟养父不辞而别,尾随部队来到东台弶港。连长杨宝连终于答应收下我,让我当通讯员,1942我被分配到粟裕师部当司号员。
  其实养父对我还是很好的。有一天晚上寒风凛冽,部队在小海镇宿营,我住在一个百姓家里,正准备睡觉的时候,班长跑来说我外面有人找我,我出去一瞧,竟是养父大老远从东坝头跑来看我。他没有因我不辞而别埋怨一句,见我一切安好欣慰地笑了。我们谈了十多分钟的话,突然出现敌情,部队必须紧急转移。父亲只好跟我道别,临行前掏出几个烧饼,无论如何要我收下。
  1943年抗战进入最艰难的时期,司号班解散,部队化整为零,我们几个“小鬼”各人领了10多斤粮票,分散到老百姓家中隐蔽,我被安排在洋心洼一个保长家中。三个月后,台北县县长杨天华来到洋心洼,见我口袋里的粮票所剩无几,便把我带到大中集,让我到政治保卫队当战士,次年经班长刘丹一介绍,加入中国共产党组织。

走南闯北除奸忙

  政治保卫队列属保安科。1943年初,台北县人民在党的领导下,开展大规模的反伪化、反扫荡、反蚕食斗争,狠狠打击日、伪、顽势力。根据当时形势的需要,保安科改称公安局,大力发展基层组织,加强除奸保卫工作。
  来到政治保卫队不久,局里下达任务,指派我和另外7个战士除掉伪龙堤乡乡长韦网庆。这家伙投靠谷振之,经常下乡扫荡鱼肉百姓、破坏抗日,提起他的名字,当地群众无不咬牙切齿。当时韦网庆常驻新丰镇,下有100多个伪兵,要想除掉他如同虎口拔牙。经过商量我们决定智取,孙队长穿马褂、戴礼帽化妆成商人,我和其他战士戴草帽、系围裙相随。这天上午9时许我们来到新丰镇,韦网庆家门附近正有个马戏团在表演,看马戏的人挤了一大堆。乘人乱之际我和孙队长混进了韦网庆家的院门,其他人在外面警戒。进去后不久就看见韦网庆一间屋子里出来,后面还跟着两个荷枪实弹的伪兵。
  孙队长大胆地迎上去,自称有一笔纱布生意要找“韦乡长”谈谈。韦网庆起初很谨慎,后听孙队长说得有板有眼,才让我们进屋,并让两个伪兵回避。眼见韦网庆落了单,我们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冲上前,捂住韦网庆的嘴,拔出匕首结果了他的性命。等伪军发现韦网庆毙命时,我们已安全撤离了新丰镇。
  1944年10月,东台、台北两县合并,我被调到东台县公安局,先后担任警卫连班长、排长、连长,解放战争期间主要从事除奸和对还乡团的斗争,并积极参加打打土豪、分田地等一系列的土改运动。1947年我们了解到潼口区(今属海安)有个姓陈的保长是个两面派,经常把我军的重要情报偷送给还乡团,并暗中阻挠民主政府的征兵征粮工作。根据上级指示,我带了警卫连一个班的战士,在区长孙维山的配合下,乘夜色把陈保长的院子包围起来。该院院墙高大很难翻越,且大门紧闭,硬往里冲易出现意想不到的情况。我们绕墙走了一圈,忽然发现厨房墙壁上伸出一个50公分阔的烟囱。我立即有了主意,令战士把烟囱拆掉扒出一个大窟窿,然后我和孙区长钻了进去,通过灶台摸到陈保长的卧室,拨开门闩,蹑手蹑脚地来到陈保长的床前。此时这家伙睡得正香,稀里糊涂地丢掉了性命。第二天消息传出,当地百姓都说我们很“神勇”。
  屈指算来,在解放战争之前,经我手被镇压的敌对分子达43名,没有出过丝毫差错。

一段难忘的恋情

  在那战火纷飞的年代,我也曾有过一段甜蜜苦涩、终生难忘的恋情。对方姓钱,年龄跟我相仿,家住东坝头农场,当我跟着从养父搬到台北县时,她家紧挨着我养父的家。当兵前我们相处过一段时日,彼此之间颇有好感。可她父亲对当兵的人有陈见,认为“好铁不打钉,好男不当兵”,一直反对我们来往,可我和姑娘的情意与日俱增。1946年她家南迁,路过南通时姑娘特地到警卫连看我。当时我工作忙,她也来去匆忙,更担心他日不知何时相见。临别时她掏出一双崭新的布鞋给我,竟是她出门前连夜赶做的。我激动的泪水差点儿夺眶而出,却没有像样的东西回赠,最后只好把连队刚发的一把牙刷拿出来送给她。时间一长,我把鞋子穿旧了,她却珍藏着牙刷,始终舍不得用。
  1949年春东台第二次解放,我抽空奔三仓镇(今属海门县)找她,接连去了三次,她父亲才说女儿已去南通某纺织厂上班。我想到南通找她,但工作抽不开身;只好请她父亲捎信,让她回来见我。可迟迟没有她的消息,却把我的养父盼来了。他大老远地跑来,竟是为了告诉我,他在家里为我订了门亲事,女方就是对门那姓夏的人家。夏家开店,过去不大瞧得起我们这个穷人家的。如今我当了连长,养父请人说媒时,她家里人爽快地同意了。但有了新思想的我反对婚姻包办,何况我已有了心上人,于是坚决反对这门亲事。养父拗不过我,只好答应回去退亲。
  谁知四天后养父又来了,说夏家不肯退亲,那姑娘更是哭哭啼啼,说没脸活了。夏老伯很气愤,既要跟养父算账,并扬言找我的领导“评理”。胆小怕事的养父求我答应夏家的亲事,见他为我几十里路来回跑,实在可怜,犹豫再三后我同意了养父的请求。
  我万万没想到,养父走后第三天,那姓钱的姑娘突然出现在我面前。原来,她父亲确实捎信给她了,她听到我的消息立即跟单位请假,可那时为了迎解放需要护厂,她跟厂领导磨了好一阵嘴皮才得到批假。一路上关卡重重,走到哪儿都要出示路条,可她匆匆上路根本没带,结果费了好大周折才赶到东台。听说我已订亲,她惊呆了,抱住我失声痛哭。我同样肝肠寸断,但又不好出尔反尔,最后只好忍痛割爱,与她挥泪而别。
  后来钱女士在上海成家。1983年她打听到我的下落,专程到大丰来看我,此时我们均已两鬓花白、儿孙满堂。回首往事我们唏嘘不已,喜看今朝,脸上都露出幸福的微笑。

兢兢业业的看守所所长  

  台北县解放前夕,台北又与东台分开。而我一直在外工作,还担任过扬州市公安中队队长。解放后组织上出于对我的照顾,把我调到台北县公安局,先担任警卫连连长,后于1951年从部队转业,担任看守所所长。
  当年的看守所设于如今城中菜市场所在地,只有七间像教室一样的房子。平时在押的犯罪嫌疑人约50多个,“肃反”运动时多达300名;一般情况下连我在内只有3名工作人员,特殊时期才增调一个班的武警战士加强防卫。当时人手少、工作量大,我事无巨细都得动手做,作为所长一点也不像个“官”。有时一大批嫌犯押来,用长绳串连着挨个儿走近,我们几个人给他们一个个登记标号,少说也得花半天时间;有时成批的人犯要运走,我们须连夜整理材料,不能妨碍天亮后人犯准时上轮船。
  在押人犯多,看守人员少,监所条件简陋,我日夜惦记着监所安全,唯恐出半点差错,这所长当得一点也不轻松。记得有一天深夜,我忙完全天的工作,躺到床上刚打起呼噎,猛听门外响起起哄声。我惊醒了,跑出去一听,各监房此起彼伏不时有人“噢噢”怪叫。我前去了解,原来有人在打掀屋顶逃跑的主意,他身边的人怪叫,其它监所的人犯不明就里瞎起哄。而让我始料不及的是,才调来的几名看守员面临异常情况,竟吓得躲到值班室里不敢出来。我很生气,把这几个“小鬼”狠狠训了一顿,并采取果断措施恢复了监所的宁静。第二天上午,我立即召开全所工作人员会议,就昨夜发生的事对他们进行深刻的思想教育,并进一步完善紧急情况预案,确保监所万无一失。
  工作中我十分注重做政治思想工作,在严格执法的基础上,经常跟在押人犯谈心,教育他们认清形势、坦白罪行,鼓励他们抬起头来走好今后的人生道路。同时要求监所民警不歧视人犯,热情接待探监家属,在生活上尽可能对人犯给予照顾,使他们体会到社会的真情和温暖。1976年,大中镇双喜村的姚某因涉嫌通奸罪被捕。那时她才20岁出头,进所后万念俱灰,一连几天不吃不喝。我多次找她谈话,使她看到了前途的光明。后来她到南通织布厂改造,学得一手好手艺,如今她自己办厂当了经理。1974年,白驹镇杨某因涉嫌放火罪被捕。他人很聪明,常想些歪主意破坏监所制度。我根据他饭量大、会写毛笔时的特点,经常把他叫到单独的监室,让他抄写大字报和文章标语,开饭时让他多吃一碗饭……区区小事本来不足挂齿,可杨某数十年后仍念念不忘,经常为这事专程来看我。如今他发财了,常问我是否想做生意,如果我想做生意缺钱,他乐意提供经济支撑。
  我谢绝了他的好心,这么大年纪还需要做什么生意呢?平时在街头闲逛,遇到当年的失足青年,他们会主动跟我打招呼,仍叫我“吴所长”,我心头乐滋滋的,为他们回头是岸、如今过上好日子而感到欣慰。

离休前我当副局长

  1956年我生了一场重病,由此离开了看守所。次年病愈,我被调到检察院,先后担任检察员和副检察长。1978年再次回到原岗位,1980年升至大丰县公安局副局长,分管看守所、预审科、户籍股。
  在外人看来,我分管的几个部门都有实权,都是“肥缺”。利用手中的职权,我帮助过不少生活有困难的人。比如我市原蚕种场书记吴凤凯(现已去世),那年他刚从新疆调回来,拖儿带女一家六口人户口没着落,吃饭成了问题。当年还是计划经济时代,吴凤凯的妻子找到我,说话时声泪俱下,尽管事情难办,但我实在不忍心拒绝。最后我几经周折,找到县委书记才把这事圆满解决。但我从不用手中的权趋炎附势,在我任职期间,曾有财政局局长儿子收听敌台、通商镇公社书记犯罪、政府组织部的组织员想为儿子变更口买房子……诸多事尽管有方方面面的说情,可因违背法规,我宁可得罪人也不曲意奉承。
  而另一方面,我从不利用手中的权力谋取私利。我老家在东坝头农场,妻子与7个儿女都是农村人,我没有为他们调过一个户口。不是我没有人情味,不是我没有办事能力,我总感到背后有无数双眼睛盯着自己,手中的权力越大,越不能给党和政府的形象抹黑。直到1980年我56岁,盐城市公安局的领导登门,动员我内退,并根据我的家庭情况,将我妻子和两个不满15周岁的孩子的户口转为订量户口。这事后来还有人怀疑我以权谋私,幸亏手续齐全。
  10多年前,我的二儿子吴连来在打井队工作,突然政府发文,要求口城里打工的农村户口持有者必须回乡,同时又开始卖户口。为了保住打井队现有“饭碗”,他花15000元买来新的城镇户口。儿子认为我这方面熟门熟路,并让我到公安局户籍股交钱办手续。到了公安局遇到老同志,他们都很奇怪,继而嘿嘿发笑:“你过去掌握着全县的户口,今日却还要为儿子买户口,你那局长是怎么当的呀?”
  听了他们的话,我有一点点尴尬,觉得对不起儿女。但我又问心无愧地说:从16岁参加新四军,到56岁光荣离休,40年峥嵘岁月,我历经艰难坎坷,冒过枪林弹雨,一路上走得直、行得正,真正把一切献给了党的公安事业!

峥嵘的岁月

永远的回忆

光荣的见证

[作者:大丰之声]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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